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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壁那对年轻人。她这样称呼我们。我笑了,挺不好意思的,并纠正她说:我们是两口子,孩子们还小,但我们可不年轻了。
今年,我们俩都年到半百,也许因为身后跟着四岁的孩子,再加上神色犹豫,或不怎么严肃,人们常认为我比实际岁数年轻,少则几岁,有时——哪天运气好——多则十岁。再过几周就是我50岁的生日了,我在想,与其纠正我的邻居——54岁,两个孩子都成年了——我是不是该保持沉默。演员隐瞒自己的年龄因为他们不想总演同一类角色。也许我也不想让别人对我形成固定印象。再说谁有必要知道你的真实岁数?
招聘人员不必知道,一位朋友告诉我,尽管她知道他们可以把你领英(LinkedIn)个人资料上的点点滴滴串联起来,大胆地做出八九不离十的猜测。甚至管理人员也不必知道,他们认为一旦你年过40,你的行为方式就定型了,你会缺乏活力,并且会因为照顾孩子而无法专心工作。
或许就连同事也没必要知道,他们会根据你的年龄认为你有些缺点。一份工作做得太久,你就是个守旧的家伙。老换工作又显得不太可靠,甚至与年龄不符。在上了50岁的人中,我不可能是唯一一个认为初级工作有吸引力的人,因为我已经年长到能理解并享受那些我曾不屑去做的事情。但世人认为你应该给年轻人让路,而不是试着抢走他们的工作。
我怀念的是那种不稳定性——一种因为这场新冠大流行有增无减的感觉。如果存在一个理想的年纪,我会认为是35岁,足够年轻还有潜力可挖,足够年长不易被困难吓倒。然而,不管我处在什么年纪,对于我想做的事来说——泡吧,找刺激的工作,要孩子——总是错误的年纪。
多年来,我一直带着某种程度的怀疑审视着那些按照正确的顺序、在什么年龄就做什么事的人——毕业后实习、二十多岁结婚、三十出头生子。他们的灵魂中到底缺失了什么,让他们能够以如此刻意安排的精确度击中每一个人生目标?而我又是唯一一个搞乱顺序的人吗?
每个年龄段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伪装。十几岁时,我假装对不知名的独立乐队感兴趣。现在,我假装对内心世界感兴趣。因此或许我应该假装自己是35岁,告诉自己我就是这么年轻,而且绝不主动透露年龄。毕竟,这不是主动说谎;在大多数情况下,只是没有提及或未去纠正。只是让实情有点模糊罢了。
但虽然我觉得自己可以冒充年轻人,或许也能迷惑那些与我同龄或比我年长的人,但真正的审判者,即年轻人,他们能够发现真相。比方说,我工作没那么狂热了。我不会像我的孩子们那样,从床上跳起来,在楼梯跑上跑下两趟,就为了消耗掉清晨的兴奋。他们知道我的实际岁数。
还有其他表征。音乐实在太吵了,我一边对他们说,一边把广播一台(Radio 1)他们喜爱的流行音乐关小,一边试着将频道调回广播四台(Radio 4)的对话节目和纪录片。我看着那些换场子喝酒的人,想知道怎么有人会离开一家酒馆的绝佳位子,去另一家可能找不到好位子的地方接着喝。抛开正常时期晚上和朋友出去玩不谈,现在二级封锁的规定是什么来着?每张桌子限六人就餐,并且要在晚上10点前结束。
年纪渐长也有好处。很多有关家庭、事业、子女的重大决定都已做出。这里面有种安全感。能活到当下也有些神奇。正如我儿子所说,大多数恐龙只活到50岁。那样看来,为年纪大难为情还挺可笑的。
我曾在西非参加过一场聚会,在场的重要人物没有一位会和我说话,当时有人跟我说,50岁前没有人会把我当回事,只有到那时,我才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。这个世界,至少是欧洲,正在变老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我还没与现实脱节。我是一个正在增长的群体的一份子。也许我终于属于一个受关注的群体了。
尽管如此,步入老年群体的恐惧还是很难摆脱。我总是讨厌在调查表上35至44岁一栏打勾,而不是听起来更有趣的25至34岁一栏。正如我总让自己在正确的年龄框里打勾一样,我无法让自己在年龄上撒谎。我没有心机或精力使这个假象维持很久。可能是因为我在变老。我真希望面向50岁以上人群的、更便宜的Saga保险(Saga Insurance)能弥补这种巨大的失落感。可我不确定它可以。
奥尔拉•瑞安(Orla Ryan)是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东与非洲新闻编辑。
译者/偲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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